蒙老师不过是读了三年小学后来当了几年兵的大老粗，在这个大老粗教育几年后，慢慢的，也没有废掉。若是在民国的时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对这些所谓的秀才、贡生加以利用，至少比东方那个启蒙老师强点吧。

　　这就是东方对本专着的一些看法，本来我们可以改良的，谁知道，到最后我们竟然革命了。

　　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巳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在中国二千年来的地方政府层级变迁过程中，县级政区是最稳定的一级基层政区。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员到县级为止。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县衙以下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事实上，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巳达到100余万，平均每县有六七百名。

　　那么，县以下的三个非正式权力系统是如何相互交接和运作的呢？费孝通曾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作过如下一番描述：首先，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费孝通将上述权力运作过程称之为“双轨政治”。所谓“双轨”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两者互为制约和补充。在皇朝兴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接关系，并确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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