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至今的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旨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

　　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又命工部“月给米赡之，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

　　自此之后，在京匠户的月粮直米自此后就没有再限制休工与上工之分，这是如今匠户们已定的福利。

　　当然，这项福利仅限于来京的轮班匠户，相对于背井离乡，在京师辛苦工作而言，这似乎又算不得什么了。

　　对此，崇祯做出了如下改动。

　　每年各地轮班来京匠户，四川、陕西等道路艰远者，令内官监月支粮五斗，南北两京等道远却不艰难者，令兵仗局月支粮四斗，除此之外的，则令工部月支粮三斗。

　　技艺精湛的匠户，令工部核定印发“高级匠户”证，持有此证的匠户，月可从工部支粮一石，且家人在徭役与免籍方面优免更多，四十岁即可退休。

　　上工时，各地民匠每日都可于光禄寺多支粳米八合，以资鼓励。

　　刘宗周还提出了匠户对逃亡的担忧，这其实和卫所军户逃亡属于一个性质。

　　卫所制已经烂透了，崇祯没有卫所军也能打胜仗，所以影响不大，而匠户逃亡对大明的手工业却有重大打击。

　　每年因匠户逃亡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无法估量，而且最主要的，这还会造成手工业的衰落。

　　对此，崇祯皇帝下旨决定。

　　首先要改善轮班匠户的作息问题，让他们得到更充分的休息，才能有效减少匠户的逃亡和藏匿。

　　如今的各地匠户来京轮班，分三年一班，五年一班，两年一班及一年一班，对于各地匠户来说，未免太过繁重。

　　实际上，类似改变班次的问题，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被人提出。

　　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时有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适当分析。

　　“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崇祯皇帝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复议，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崇祯皇帝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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