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在领导，工人党员只是服从于党的领导，一般不能对党的组织和决策做出任何批评。这也是工人心存怨气，并进行罢工反对工厂不合理规定的导火索，因为工人们的意见基本不能得到工厂领导层的接受，也不能通过党内去修正工厂的管理制度，领导工人的党员正是工厂管理层的一份子，他们天然是站在一起的。

　　虽然也有些工厂内的党员对于某些工厂制度和任务提出了异议，但是在党严密的组织纪律面前，他们一般只能保留意见，而无法对抗组织决定。虽然共和党作为一个还在发展期的青年党，各级党组织还是具有着极为活跃的主观能动性的，时不时的还是能够纠正一些过于偏差的政策，但是列宁式政党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由上往下的政策落实的总是迅速无比，可是由下往上的反馈，却总是在蜗牛爬。

　　到了1918年这个时间段，随着党组织的进一步扩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组织的中间层级开始快速增加，而各组织的末端也开始出现了调度不灵的现象。过去在吴川等中央委员面前干活，大家自然是都要诚惶诚恐的，做事情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现在不少人不要说见到中央委员了，就连本市的党委委员都难得一见，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有些消退了，这也是自上而下体制的通病了，领导看不见，你再卖力也无用啊。

　　所以，吴川这一席发言，等于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办法给修改了，把过去领导向下指定基层组织管理，变成了工人在基层组织内的自治了。虽然这让很多中层党员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这意味着他们过去的那一套工作模式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变更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量。甚至有人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向下发布命令和说服下属去工作，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管理办法。

　　不过，因为吴川把这一政策限制在了哈尔滨市内，倒也算是减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至少大家还能看看效果再说，且也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被吴川点名批评。于此同时，统计局这边也发现，随着吴川在哈尔滨市内工厂的走访和大面积的谈话，工人的情绪居然基本缓和下来了，而各工厂的不合理制度还没有被取消呢。因此统计局向吴川建议，应当派出更多小组对各工厂工人进行谈话，从而疏导他们的怨气，这一要求也为吴川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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