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买卖的，太清楚暗地里的危险了。乘船之时也是坐中原船帮体系下的船，正是看中他们在行当里威势与“信誉”。

　　但即便如此，有多少选择和曹永一样到上海来进货的商贾，在途中逢了意外，那是数也数不清的。出了意外，也一般只有一个下场，家破人亡，即便是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客商，丢钱、丢命也都是一种性质。

　　就在曹永于上海寻找货源时，就发生了一桩大案，一名来自湖北的香料商被抢了，不只三百多贯的货款没了，伙计还死了两人。上海差役、松江巡卒以及当地帮会集体出动，迅速找到了抢劫者，是一伙来自江北的悍匪，但是，最后追回的钱只剩下十几贯，还是被当地帮会充作“辛苦费”笑纳了，差役、水兵也因为破了一伙江洋大盗，得到嘉奖。

　　至于那名湖北客商，没多久就跳松江死了，然后一行五人来，只余两名伙计带着三具尸体返回

　　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还是较少的，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落在普通商民身上时，则是人生、事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朝廷对经商一步步放松的进程中，有太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充满铜臭味的商贾，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担忧人人从商，会影响社会生产，不利于社会治安云云。

　　但事实上，经商，尤其是在外跑行商的，面临的风险远超旁人想象，也实在不是普通平民能够做的。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牟取一些高额的利润，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否则，谁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从事这等行当。

　　曹永当初在京中时，还信誓旦旦，即便搏命，也要搏出一场富贵。然而，经过这一趟商旅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考虑，仍旧太简单了。

　　京畿里的波诡云谲，人心险恶，那里的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上海的江湖草莽，血腥厮杀，这里显然是另外一种规则，建埠以来三十多年，仍在飞速发展，一切都释放着一股草莽之气，所有人的人与事似乎都在野蛮生长

　　因此，还得再提一句，曹永一行，实在是幸运。

　　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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