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产出，一条淮扬运河就足够上全州上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了，因此转嫁给普通农户身上的压力，也就相对轻松。

　　又不得不提朝廷税制的弊处了，两税法下，由中枢到地方，层层摊派，实则带有一定包税的性质。虽然朝廷制定一系列计税依据，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朝廷那些条条框框来。

　　而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只要还能压制，不造成大的纷乱，那就是稳定，稳定就代表太平无事。何况，还有两税制这项法条可以解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就意味着土地兼并本就是合法的。

　　而楚州这边，在去年实际收取的税钱，足足有四十万贯，刨除该上缴的中枢与道司的固定部分，剩下的也足以让州里过得滋润，而具体到县乡，真正收取的税钱，显然也远不止四十万贯。

　　这种情况，在开宝二十四年的当下，已然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是这般。对于此等乱象，朝廷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管。

　　赵承宗算是有一定节操的了，为政比较克制，但也不是完全按照朝制规定而来，即便他想，也挡不住全州官僚、权贵的意志，只能尽量维持，避免过度盘剥治下百姓，免生民乱。

　　因此，区区三十一万贯，对楚州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即便有困难了，地方上的“贤达”们随便挤一挤，就足够州府完成任务。

　　官僚嘛，往往就是这样的，朝廷定下一个税额，在实际征税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压榨下来，他能搜刮出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数量。

　　按照大汉最新的财税分配原则，中枢占一半，留道两成，余下三成则归下属州县的行政支用。但地方的官府们，又岂会本分地按着这个额度来？

　　事实上，整个税赋链条中，出了上缴中枢的那五成外，自道司以下，全都有一个多拿多占的心理。道司觉得两成不够，要占更多，州府扛不住道司的压力，自然向下属县、乡施压，一层层压迫下来，基层收税，自然怎么高怎么来。

　　而楚州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下去，但其他道州可就未必了，毕竟，全天下没有多少州府能有楚州这样优渥的条件，远的不说，就淮西的那些穷困州县，那里情况才严重。

　　至于朝廷制定的那些计税依据，在各地具体落实之中，也渐渐形同虚设，早期在朝廷严刑峻法之下，或许还有所收敛，但官僚们的堕落速度是超乎人想象的，随着承平日久，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地方官员掌握的治权本就不小，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抛开两税，自己另搞一套。

　　但这个问题，对楚州而言，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些年，对于道司分配下来的税收任务，楚州往往是足额上缴，除非天灾等特殊情况，从来没短过。

　　但偏偏楚州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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