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仍旧得以在政事堂行走，紧紧地贴近大汉的权力中枢，也能佐证其不凡。

　　其不凡之处，有两点，其一在于他本身有一定的才学；其二则是接连遇到贵人，先是韩熙载病逝前遗奏举荐，后又有赵普的提拔。

　　在朝廷内部，往往是派系林立，而潘佑属于两个派别，其一是江南派，这个出身永远也摆脱不了，其二则是改革派，他对于时政民生、国情制度具备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过自己的改革主张。

　　刘皇帝当国的这二十多年，本就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朝廷也经历了多次改新，哪怕到开宝年代也一样，国家大政方针总是在变化当中。

　　像潘佑这样的人才，正常而言，是有用武之地的，甚至可能得到重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潘佑不仅没有得到认可与看重，反而日渐疏远漠视。

　　倒也不是因为他那驰名朝野的丑陋面容，刘皇帝毕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貌取热不是他的作风。

　　如果要解释一下，只能说潘佑生不逢时。朝廷的大政方针，大汉的每一道改创，无一不是在刘皇帝的首肯下展开进行的。

　　怎么变，怎么改，怎么落实，都有刘皇帝在把关，而负责具体执行的，又有赵普等能臣贤相，不是区区一个潘佑就能指手画脚的。

　　而潘佑有变革思想，有政策主张，但是他的思想主张，也不得刘皇帝认可。他提出，仿照周礼实行变法，这与刘皇帝的治国思想，完全南辕北辙。

　　不可否认，上古的周礼，有些治国理念，为政思想，永远也不会过时，具备极强的生命力，后世的变革者，也不少托周礼之名，行改革之事，比如王莽、宇文邕等。

　　哪怕如今的大汉，这诸多制度中，也有大量思想理念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经上千年演变而成。但是，潘佑的主张，终究不合刘皇帝心意。

　　周礼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思想理念，于刘皇帝而言，是不能全盘接受的。刘皇帝本人虽然是超脱的，凌驾于礼法制度之上，但他一向坚持的，却是法制为本，刑主德辅。

　　刘皇帝希望的，是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大汉的法制，所有人都在大汉的这套社会管理体系中承担各自的角色，上不欺下，下不犯上。

　　对于这一点，潘佑显然是没能领会的，这也注定了他难以得到重用。而他具体提出的一些政策，比如复井田，依周礼置牛籍，更属于开历史倒车，别说朝廷反对，就是到民间，也难获得认同，完全没有实行的土壤。

　　再加上，潘佑本身性格孤僻，这大概是在白眼与嘲讽中成长的必然影响，不论是论政，还是谏言，都过于刚直激烈，实在不讨喜。

　　过去，敢对刘皇帝犯颜直谏的人并不少，刘皇帝大多时候也是欣然纳之，即便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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