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动了几下，习惯性地想说些什么，终究还是没说出口。病房里躺着的那个，是他的女儿，是昨天还在电话里争今晚上要怎么过的他的女儿。母亲是个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市井妇女，她的心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尽管对方是她的亲家，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那也是外人。

　　一直最冷静的广平叹了口气，把母亲拉了过来，强硬地推着两个老人家往外走。

　　“爸妈你们回去休息，医院这边我和希文盯着，你们回去帮我们看着小米，这边有什么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走吧…我送你们回去。”母亲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一转眼看见广平已经很疲惫的神色，眼睛像是被刺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这一次，两个人难得都没有说话。

　　干冷的除夕这天，大街上到处是喜庆的音乐，我的父母亲，像两棵被风刮倒的病树，彼此意味着走在路上。

　　整整一个下午，姐夫都没有醒来。连带着姐姐那边，也没有好消息传来。

　　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向病床上的姐姐，脸色枯槁，由于肝脏严重损坏，她身上插着管子，脸上罩着面罩，我只能看见她惨白的侧脸和眼角的皱纹。一向保养得当的她一夕之间恍若五十几岁的女人。

　　我想起朝夕相处的小时候，她是和父亲一样死板的大姐，和我吵不起来，就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小大人。那时候，她是威风凛凛的纪检委员，每天站在校门口，带着红袖章，严肃地抓着来往不带红领巾的小朋友。最开始，我的同学知道那是我的姐姐，跑来跟我套近乎，乞求她会放他们一码，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于是他们在背后说我小气，直到他们亲眼看见我因为没带红领巾被她大声呵斥住，还在小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大名。

　　我们的小时候，她是优秀的、不受我待见的大姐；我是调皮的、不服她管教的小妹，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和谐过。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她变得可亲了，慢慢地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模范姐姐，就这样，我们的亲密时光迟到了五六年。

　　我又想起她结婚的那一天，我是他的伴娘，一整天陪着她跑进跑出，眼看着她笑盈盈地走向另外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男人，然后跟着他义无反顾地飞往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我想起在机场分别的时候，她很潇洒地什么也没说，好像那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分别，好像后天我们就会再见面。我想起她回国那天，围着十几年前我给她买的围巾，又在夜里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在国外的苦楚。

　　我从前想过，我们两个人都老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感情也如我们这般好，我们会住在一起，一起出门做美容、晒太阳、写一本我们两个的陈芝麻烂谷子回忆录。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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