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来研究去之后，他们终于作出了把这个右派划给一个刚刚调到军区医院不久，当年也曾当过国民党军医的陆良医生。这个陆医生，王金娜早就认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曾在国民党第十八军里共过事。当陆医生得知自己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马上呆若了木鸡，他连那个提意见的活动都没有参加，就这样成为一个替罪羊，可是刚刚来到这个单位，无人可以倾诉，只得找到王金娜这位副院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妻子和三个年岁不大的孩子要扶养，如果真得被打成了右派，那么无论是从工资收入方面，还是从对家庭的生活照顾方面，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王金娜好言安慰着陆良医生，然后自己跑到反右小组去，自告奋勇地对他们讲：“不要把陆良划为右派，如果你们实在找不出第三个人来，那么就划我吧！”
王金娜的举动，令全医院的人都惊讶不已，但是如今这个帽子扣在谁的头上，都是担待不起的，倒是王金娜院长与众不同，因为她的名声在外，又享受着国家级专家的待遇，就算是给她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上面也不会过于为难她。所以在反右小组再一次经过研究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王金娜的请求，将这最后一顶右派的帽子扣到了她的头上。
王金娜哪里知道，这顶帽子扣到自己头上来之后，会给她带来多么多桀的命运。
在右派被划出来之后，医院很快举行了所有群众参加的批判右派的运动，只不过这种批判在这个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大家毕竟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人愿意把人斗死。尤其是对王金娜，因为她身份的特殊，在批斗的时候，也只是点点名，连让她站到前台去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进行着，分明是作作样子给别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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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王金娜被划为右派之后，刘兴华抽空过来看她，张义的妻子徐小曼不停地在刘兴华的面前埋怨着大嫂不应该抢着戴这顶帽子，但是王金娜却只是笑了一笑，并没有半分的后悔。
刘兴华是一个十分识趣地人，他知道王金娜的善良，既然她如些做，一定是有她的道理。仿佛也是猜出了刘兴华的疑惑，不等刘兴华来问，王金娜便如实地道：“这件事要怎么说呢？呵呵，其实我也想过，谁也不愿意被划为右派，但是上面非要再安排一个名额，给谁谁都不愿意要，谁都有很多的困难，呵呵，我想呀，佛祖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帽子给了我，也就省得大家都提心吊胆了，让领导们也能够交差，这不是很好吗？”
刘兴华愣了愣，他马上明白了王金娜美好的愿望，只是作为经过了历次党内外斗争的他来说，却也知道被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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