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警察办案的工作人员，从而获得未成年人的信任，从未成年人手里骗得手机，然后又以种种理由使未成年人陷入错误认识，同意他带着手机离开现场，并在原地等待他回来返还手机。

　　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邹光获取被害人（未成年人）手机的主要方式是骗取而不是窃取，所以邹光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上的占有与日常占有的概念不太一样。比如，邹光在借得手机后，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如果不加阻止，则应当认为手机的占有、支配关系已发生变化，被害人实际已因受骗而对财物做出错误处分。

　　就您儿子的案子而言，被害人将手机交给您儿子邹光，只是手机的交付行为，您儿子邹光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拦，此时才发生财物的处分行为。

　　本案是因邹光的欺骗行为，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导致手机被拿走，从头到尾被害人都是在场的，被害人始终认为邹光会回来返还手机，所以本案更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您明白了吧！”方轶解释道。

　　“哦，虽然我不是太懂，但是我明白您说的大概意思，一个是骗人，一个是偷呗。就跟当年我们村里的李大屁股忽悠我们拿钱入股，投资办厂，然后卷钱跑路差不多吧。是这意思吧？”邹达良反问道。

　　“对，就是这意思。”方轶道。

　　“那……方律师，盗窃罪和诈骗罪那个罪更重？”邹达良最关心的是那个罪名对儿子邹光更有利。

　　“我这么给您解释吧，根据《刑法》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方轶道。

　　“要是这么说，这两个罪判的轻重都差不多。”邹达良眨巴眨巴眼，说道。

　　“可不是您说的那样，表面上看两个罪名的刑罚都是三个档次，而且相同，但是起刑点却不一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为‘数额较大’，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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