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契税，如无税，则没入官中。且规定每僧道限额二十亩地，已有的田产中超过限额，全都没官。

　　原来寺观中放贷的，一律转归官府，官府减租免息，寺观以后一律禁止从事抵押、放贷、出租等经济商业行为。

　　此外僧道们的服色，以及庙宇的规模规格，也全都受到严格规定，不准造斗拱和彩画栋梁，佛像只许用泥和木，不许用铜，更不许用金、铁等。

　　在保留的寺观之中，也禁止蓄奴，所有寺观奴隶，一律放免为良。

　　此外，寺观拥有的田产，也须按朝廷的税率严格纳税，租庸调可折算为纳钱。

　　寺观如果要办法会、讲经等活动，也必须提前一个月向官府申报，须得到官府批准方许。

　　总之，在如今佛寺声誉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况之下，朝廷对佛寺的管理，无比的严苛。

　　巨大的京城长安，也不过只能保存三寺三庵，各寺庵都只能保留五十名僧、尼。

　　原来占地整个坊，占地半坊的许多佛寺都被取缔没官，改为他用。保留的几所，超过规格的也被拆毁，寺庵面积缩小，人数减少，奴隶被放免，田产也被收走超额，财产也被没收许多。

　　但在朝廷的强制和民间舆论下，佛寺的僧尼们也没有办法。

　　大量的僧尼一起参加朝廷主持的考试，只有合格者才能录取，而且还有规定的人数限制，合格中者只取极少部份。然后这些录取的僧尼，还得缴纳很多钱财，取得度碟，再由朝廷来分配到天下各州县中保留的佛寺之中。

　　而不是一县留一寺，选中哪寺就整寺留下。

　　一县中所保留的一所寺庙，限制的十名僧人，不再是原来的僧人，而是由朝廷从考试合格的僧人中，分配十人到寺。

　　这样完全打破了过去的寺中情况，一群互不相识的和尚，更难以对抗朝廷了。

　　由于不断爆光的各种恶僧，还有寺庙各种藏污纳垢，贪婪不法等行为，导致现在往寺里捐钱的信众都少了许多。

　　寺院的财产又被没收许多，特别是田地、存粮大大减少，连给他们干活的奴隶也被放免了，大量的没被录取的僧尼被勒令还俗，并直接被朝廷送往边疆拓荒，甚至为僧尼们婚配。

　　留下的僧人，日子也并没以前好过。

　　他们一面念经修行，一面还得自己劳作耕地种菜。

　　和尚们现在不能放贷不能办质库，香油钱又大减，和尚们便也开始寻找其它的方法。比如说如今长安城里，保留的三家佛寺，寺里的僧人就每天一大早走街串户的报时。

　　和尚们大早的报晓，用念佛的嗓音，大声的向坊里深处报告时辰。

　　报晓，是教人省睡，起来念佛，勿失时间。他们主动的来给大家报时，甚至报天气预告，只为了能挽回点佛寺在百姓心中的名声，甚至以求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够上门讨要一点斋饭斋钱，毕竟如今不同往日了，光坐在佛寺里念经礼佛，可是要饿肚子的。

　　他们也得去耕田种菜，还要去走待串户的报时，甚至去给有喜事的人家俗讲这些，只为化一点斋钱。

　　晨起报晓，再到报告当天气象，和尚们也与时俱进，懂得了加强服务。

　　晴时报天色晴明，阴天则报天色阴晦。

　　和尚们上街报晓报天气，庵里的尼姑们则开始纺布刺绣，把自己刺绣的物件拿到市场出售。

　　和尚们穿着木屐戴着斗笠行走在晨中街巷里报晓之时，一个个卖报的少儿，也背着满包的报纸，在长安街上叫卖吆喝。

　　长安的各个城门打开，无数商贩，挑着盐担、挑着蔬菜、挑着柴薪，从城门外涌进城来。

　　牛车、马车、骡子、驴子，骆驼，载着粮食、煤炭，一队队的进入长安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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