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法、颁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则“倍其赋”，赏军功、禁私斗、崇本抑末、实行“尊卑爵制等级”为内容的改革，经过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350年开始第二次变法，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以上见《史记·商君列传》），普遍推行郡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赋税、统一度量衡等为内容的改革。它是第一次变法的进一步深化。两次变法的结果，使原来落后的秦国，在短短二十年间由弱变强，从而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急功近利导致失败的例子，则以清末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最为典型。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除旧布新。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但光绪皇帝靠这种急风暴雨式地颁布谕旨推进改革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实效。当然，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未从根本上触动**主义政治体制，而朝廷内外的要害部门均控制在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官僚手里。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他急功近利，只务虚名，不求实效，又不能不说是促其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其三，改革必须处理好均衡与发展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如果贫富严重不均，会造成犯罪增加，使社会重新陷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引发动乱。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改革，实行边郡屯田政策，分军屯和民屯两种，规模相当大。边郡屯田，有很多优惠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的繁荣景象。魏孝文帝针对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颁行均田令，限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并通过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把大量豪强地主的荫附人口吸收过来，使其重新转化为国家编户。清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把人丁徭役等各种税项归入田亩，地丁合一，丁银与田赋均以田亩多少作为征税原则，让富人代替穷人缴纳部分赋役，从而减轻了对贫苦农民的剥削。诸如此类，都是改革过程中，注重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均衡发展的具体例证，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四，在改革过程中，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改革逐步深入与社会稳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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